转折是什么？是滔滔江流偶遇峭壁险滩，是生命乐章中突如其来的变奏，是漫长旅途中不经意的风景突变。 然而，当我们把这个词放进历史的维度，它便不只是自然的变迁、或是个人命运的拐点，它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那震撼人心的瞬间变向，引领孤独的迷航者在蜿蜒与崎岖中找到前进的路。 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再次回望遵义会议，我们不仅感叹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与智慧，也在感悟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
阳光下，这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显得格外宁静。然而，当你走进它时，历史的放映机仿佛被按下播放键，回顾起90年前那场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
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会议。一次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次次的辩解与争论……真理越加明晰。
28年后，在会上进行长篇发言的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8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我们唯有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顺势而为，才能一往无前。
曾经乌江难渡 如今跨越山河
“嘿哟，嘿哟，再来一手……”
乌江边上，遵义市余庆县红渡村的周正兴仍清晰地记得爷爷周金科教他的拉船号子。
这条奔腾于大娄、武陵山脉间的大江，两岸奇山对峙，江中礁石嶙峋，素有“天险”之称。乌江江险浪高，上水时，通常是10余条船成群出发，每遇大滩，需集中船工共同拉纤，周金科便是船工之一。
他想不到，自己会成为红军革命道路上的一份子。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遵义县（今播州区）与开阳交界的茶山关，突破国民党黔军防线，强渡乌江天险，挺进黔北。
然而，前进的道路绝非坦途。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乌江岸边感叹：“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当时，红军挑选了8名战士试渡。他们划到河中心后，撞上礁石，继而被卷入大浪，英勇牺牲。”余庆县委党校党员教育办公室原主任任明忠介绍。
“江水湍急，渡江难度大，有人说，你们去找周大伯，也就是我的爷爷周金科。我爷爷是船工，也是木匠，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红军，觉得他们是好人，就告诉他们，要三层木筏扎在一起，才能抵御礁石。”周正兴说。
突破乌江战斗中，红军采用偷渡
与强渡、夜战与近战、佯攻和主攻、泅渡、竹排渡与浮桥渡结合，向敌军阵地奋起攻击。中央红军全线突破了国民党防线，3万多红军全部渡过乌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水能覆舟，亦能载舟。
如今的乌江，已鲜有天然险滩：上游构皮滩水电站的建成蓄水，让这条曾阻隔红军前进的大江成为条件良好的航道。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当年的红军要用竹筏劈波斩浪，横渡乌江；如今的建设者们，要让货船腾空而起，翻越乌江！
“长江还有多远？坐个电梯就到了。”一位构皮滩水电站的工程师笑着说。
然而，看似一句玩笑话，背后却是构皮滩水电站建设时的世界级难题。
232.5米是构皮滩水电站大坝的高度。要翻越大坝，建设者们想到了垂直升船机，让轮船也“乘电梯”。
面对难题，他们和当年强渡乌江的红军一样，没有先例参考，只能独自寻找出路。为此，项目团队经过十余年的深入论证和技术攻关，研究提出的三级垂直升船机组合式通航体系及相应技术解决方案，充分适应了该工程技术特点、自然条件和建设要求，有效解决了通航工程建设制约电站蓄水发电的核心矛盾。
山虽高万仞，攀则人为峰。经过努力，构皮滩水电站成功建成运行，并创下通航水头最高、提升高度最大等六项世界之最。
人心齐 山可移
在一艘艘货运船舶通过升船机进入长江时，孔霞正让承载着革命历史的红船，飘进参观者的脑海中。
孔霞的爷爷孔宪权，长征途中曾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1月15号到1月17号遵义会议召开的那三天，他负责会议安全保障。
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 孔宪权
1月15日，红军突破乌江后在遵义举行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示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的一份手稿：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成为事实上的指挥者。遵义会议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周俊男介绍。
孔霞的爷爷孔宪权没能继续跟着大部队前进：在攻克娄山关的战役中，他率领突击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左腿胯骨被敌人一连击中6枪。由于伤势严重伤口一直未愈，红军只得把他安置在当地养伤。
1955年2月，孔宪权被任命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参观遵义纪念馆时，称赞孔宪权“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1964年11月，毛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距离遵义会议纪念馆60公里外的草王坝村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引水工程。
一直以来，草王坝就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全靠一口枯井，每天24个小时全村人不间断排队挑水，等水一点点从枯井渗出，接满一挑水往往需要等上一个小时。连吃水都成问题的地方更谈不上灌溉农田。加之地处坡地，良田不多。草王坝人只能终年吃包谷沙饭。
团结村并非没有水。附近的大山有溪流流到山脚，白白浪费。时任团结村村支书的黄大发深深惋惜。他决定，带着大家修一条水渠，把水引过来，解决百姓饮水和灌溉难题成了他的梦想。
然而，这条和红旗渠几乎同期开挖生命之渠，却面临着许多困难：高山上的冬天很冷，在水源地垒蓄水池，山水冷得渗进骨头缝，三五分钟腿脚就麻木了。
“当时，有一处倒悬的崖壁无法测量，专业施工人员都不敢下去。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吊到悬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这时候，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放了心。”村民介绍。
1995年，这条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地跨3个村10余个村民组，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的“生命渠”通水了。
时光流转，历史交错。遵义会议会址的一桌一椅还原着革命者的激辩，团结村的一草一木都诉说着火热的澎湃。历史的转折早已明晰：走自己的路，走正确的路，只要方向对了，我们就不怕艰难，不怕遥远！
兵出奇招 挺进胜利
冬天，76岁的宋光平总会回到老家，守着这棵陪他度过了40多年的光阴的柚子树。
“这是我父亲宋家通亲手栽下的这棵树。1935年，他跟随红军开始长征，随后进入贵州。再到后来，他留在了习水县，加入黔北游击队。红军四渡赤水时，曾两次选择淋滩村作为主要渡口。1935年2月，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他为中央红军断后。”遵义市习水县隆兴镇淋滩村村民宋光平介绍。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开启。
而四渡赤水正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
“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将计就计，让红军佯装在遵义徘徊，引敌深入，四渡赤水，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周俊南说。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也就是在那次的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贵州，要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2024年8月，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迎来十年之约，数据空间、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等十大领先科技成果和57项优秀科技成果及140余项科技成果。
十年，贵州数字经济从无到有：获批建设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引进华为、腾讯，以及三大通信运营商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贵州建设大数据中心；建成了一批标志性数字新基建项目，开通运营了贵阳贵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成全球首条400G算力通道，从贵阳到杭州的数据传输，只需16毫秒，到广州、深圳仅需10毫秒……
一个地方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历史传统、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就像四渡赤水中毛主席“兵出奇招”，谁又曾想到大数据会成为贵州这个欠发达省份的名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90年前，经历过无数成功经验与血的教训，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带领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必然。
如今，走在新的长征路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更是历史最明晰的昭示：只要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