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漫漫征途。总有一些时刻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0名参会者，3个激烈讨论的夜晚，在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中共中央做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这次会议不仅为深陷困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点亮了希望之光，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其蕴含的伟大精神更是穿越时空，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会址。陈庆 摄（贵州图片库发）
危急！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风雨如晦，战火纷飞。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仿若被一层厚重阴霾所笼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残酷的“围剿”。
在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依托根据地军民的紧密团结，取得了辉煌胜利，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随着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情况急转直下。在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推行下，原来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被抛弃，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陷入被动挨打局面。经过一年的苦战，红军损失惨重，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艰苦行军至湘桂边境，即将到达的湘江成了拦在前进路上的一道天险。
界首渡口，冷雨如刀。随着声声枪响穿破雨幕，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敌人的战机如暴雨般呼啸而来，密集的炮弹激起一个又一个水柱，断裂的浮桥、竹板散落在江面上。血雨腥风中，湘江被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万分悲壮……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数万红军将士长眠江畔。至今，桂北地区仍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足见此战的惨烈。
历史的指针拨至中国革命的这一危急关头，红军何去何从？路该从哪里走？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当时，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广大指战员渴望改变现状，寻找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党和红军陷入了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遵义市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会会长陈松说，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开启了一段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行程。转兵贵州，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1月9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场关乎命运的转折即将在此拉开帷幕。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大型浮雕
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冬季的黔北，寒气袭人。攻克素有“黔北锁钥”之称的遵义后，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刚刚到达贵阳的薛岳也正忙着抢夺贵州军政大权，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威胁。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彼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该提议得到了中央同意。
“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陈松说，“结果，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了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1935年1月15日晚饭后，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围坐一圈，共商大计。
室内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庄严与紧迫。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深刻意识到，这次会议绝非寻常。
会议一开始，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率先起身，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然而，言语间却并未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仍然为其错误的军事指挥进行辩解。
各位参会者也聚焦军事指挥权的议题，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风暴。博古与李德的“左”倾军事策略，遭受了来自多方的猛烈抨击与深刻批判。
讨论声此起彼伏。随后，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客观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动将责任揽于自身，并提出红军当下亟须改变战略方针。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重要发言。
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遭受挫折的症结在于军事指挥脱离实际、违背战争基本规律……这一言，如拨云见日般，让参会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往战略决策。
在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史》中记载：“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遵义会议共持续了3天，在无数激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反复研讨中，真理越辩越明，正确的方向逐渐清晰。
向前！遵义会议指明方向
经过充分讨论，1935年1月17日晚，遵义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决定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决议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通过，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这支曾由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远程控制的中央红军，在莽莽大山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遵义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
毛泽东后来形象比喻当时的状况：“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正是这个时机，中国共产党开始“没有先生、自己读书写字”，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星火燎原》一书中，刘伯承曾这样回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这次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四渡赤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北上，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红军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精神之光照亮前路，坚强核心指引航向。如今，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90年岁月悠悠，遵义会议会址小楼依旧静静矗立，就像一位忠诚的历史守望者，承载着那段波澜壮阔、刻骨铭心的革命记忆。
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
遵义会议会址的参观者人流如织，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怀着崇敬之心，追寻先辈足迹，聆听历史回响，感悟遵义会议孕育并形成的“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历久弥真、历久弥新。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征途漫漫，唯有奋斗。3800万贵州儿女必将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永葆如磐初心，肩扛时代使命，把用好红色资源作为力量所在，让革命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学术支持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图片提供 遵义市委宣传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