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屯堡·家国六百年——屯堡文化交流传播系列活动”让600多年前的历史画卷在世人面前再次徐徐展开——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30万大军从湖南西进，经辰州、沅州、思州、贵阳、安顺、普安抵达曲靖，一举击破梁王主力，平定云南。
为控制这条湖广至云南的唯一道路，明太祖又留下数十万大军守黔，开设卫所驻扎在贵州境内的驿道，主要在湖广通云南和四川通云南的驿道上。这些士兵的后代，今天被称为“屯堡人”，他们仍然穿着带有凤阳汉装特色的服装，跳地戏，保留着诸多明代从江淮地区、中原地区带来的传统汉文化特征。
屯堡文化，已成为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贵州作为“通道”的历史，早在明代之前就已开始。各个历史时期，贵州因区位优势和军事需要而产生的“通道”功能，给这片土地带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通道”特质，同时也让贵州成为不同文化交融的枢纽。千百年来，在本土和各种外来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和融合之下，贵州文化跨民族、跨地域的杂糅特质越发凸显，它是如此“多彩”，魅力独具。
卫所布局在地图上显示出通道特质。资料图片
通道的历史
夹在湖南、四川、云南之间的贵州，早在战国之际已成兵家必争的军事通道，溯沅水进入黔中，是战国时楚人常走的道路。之后秦开五尺道，汉通西南夷道，都绕不开贵州。
知名历史学者范同寿在其《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指出，汉武帝的“募豪民，填南夷”之举，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移民。大多来自川西和川南等地的汉族豪民们带着依附于他们的劳动者，成群进入贵州屯垦。“由于豪民们带来了较本土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和大批的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贵州的社会进步。这应该是这场移民给贵州带来的最积极的影响。”
到了元代，大兴“站赤”，将贵州地域纳入全国的交通网络，明初对元代修建的5条省际的驿道大加修整，重兵保护，并增驿设站，使之大为改观。在各驿道中，由湖广通往云南的湘黔驿道和滇黔驿道最为繁忙。特别是湘黔驿道，不仅是贵州的出入通道，而且是去往云南的主要通道，四川经贵州到湖广也使用这段驿道。而在明朝初年，水西土司首领奢香夫人又率部众开山辟岭，开通出以偏桥（今施秉）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上连四川，西通云南，史称“龙场九驿”。
贵州的通道地位，从考古发现中也得到大量印证。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贵安新区大松山墓葬群，共清理墓葬2192座，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共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被誉为“一部地下黔中通史”。墓地所在的马场镇是黔中地区的核心区，是交通枢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必经之地。
安顺非遗地戏表演。潘宗义 摄
大松山墓葬群出土的文物以生活用品和首饰为主，没有一件兵器。该遗址的考古发掘领队周必素说：“说明这个地方在1400年间大概率是个和平之地，这证明中央对边疆地区管理是颇有成效的。因为安定的生活，大家都爱美，弄些珠珠串串装扮自己。”这里出土的明代高钾高钙的玻璃珠产自山东淄博，南朝墓出土的钠钙玻璃珠被称为“太平洋珠”，来自域外，琥珀小狮来自欧洲或印度洋，而明墓出土的海贝或来自马尔代夫……这些都是此地曾是贸易通道的实证。
范同寿这样总结贵州的通道特质：“贵州处于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云南人东出，两广人北上，四川人南下，都要经过贵州。这就是贵州的区位。”
通道也是文化走廊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钱理群在2025屯堡文化大会作主旨发言时，也专门强调了贵州的通道属性，他说屯堡文化的传播过程是从“江南”走向“西南”，构建了一个“湘黔滇”大通道。“这样，贵州及其文化，就具有了联结中原与西南、维系文化血脉的‘时空桥梁’的意义与价值。贵州文化联通‘江南——西南’的文化桥梁作用、意义不可小视。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钱理群认为，亟待开掘的还有屯堡文化提供的“多元化”的思想资源。它是以儒家忠义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但它在落脚于贵州本土时，又从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智慧和民间信仰里吸取了新的思想资源，突破儒家礼教，形成各种文化混杂的全新结构。
文化交融源自地处要津。明代傅友德等率大军经今湖南沅陵、湖南芷江，及贵州铜仁、镇远、黎平等地挺进云南的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通路。贵州历史上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开发西南夷的南北向通路，逐渐转为了以开发岭南、稳定云南而形成的东西向的官道。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杨志强将这条明代的国道命名为苗疆走廊。2023年8月，在国家民委主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中，苗疆走廊与河西走廊、南宁走廊、藏彝走廊并列成为中国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的主要线路。尽管“走廊”是地理概念，但苗疆走廊等“民族走廊”，则是指某些民族在沿着一定的江域河流、山脉等自然环境不断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积淀在迁徙路线上的历史文化。相对地理名词，这个“走廊”凸显着文化属性。
汉文化正是通过苗疆走廊，进入云贵腹地，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与原生文化不一样的一种在汉文化普遍影响基础上的文化多样性。杨志强认为，苗岭山脉是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各个族群沿河而上，在苗岭山脉两侧汇聚，民族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非常频繁。所以贵州民族的丰富性，和地理结构息息相关。跨民族的文化类型也多集中在这条线路之上。正因此，苗疆走廊是一个囊括多民族的文化圈。“民族文化互动是这条走廊最大的特点，既有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又有受到汉文化的普遍影响形成的地域性和整体性。”
不同时代通道上的文化景观
通道促成了1413年贵州建省，通道更让贵州得以会四方来客，听八面来风。
1508年，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贵州的近3年，他创立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并创建龙冈书院聚众讲学，之后又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如今根据他在贵州的主要经历和事迹所整理出的经典游学线路“阳明·问道十二境”，都位于明代湘黔驿道、龙场九驿以及贵阳周边，成为发现和理解贵州人文600年的绝妙线索。
100多年后的1638年3月，51岁的徐霞客到达贵州。他从黔南一直到福泉（平越卫），然后经贵阳一路到云南。经过安顺时，他见到了黄果树，又翻越如刀切斧剁般的鸡公岭，顺驿道直下谷底，“向西拾级上”到达关岭。这条关索岭古驿道直到今天也仍在使用，古道向西过晴隆，到盘州，过胜境关，进云南，向东过安顺、福泉、镇远，入湖南，就是明代的滇黔驿道。
青岩古镇，贵州四大古镇之一。盛亚亿 摄
从古至今的通道价值，为贵州带来文化的发展和思潮的涌动。明清之际，贵州人才井喷，陆续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从阳明心学的诞生、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青溪铁厂的创办等等，到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高达六分之一的占比，正因身处通道，贵州文化思想的面貌才如此新风激荡。
抗战期间，贵州作为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不仅是全国抗战物资重要交通线和人员转移大通道，也是战火之中珍贵文物和古籍的安全经停地。
西南联大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躲避战火和继续求学，从长沙辗转昆明，途经贵州。徐霞客徒步翻越的关索岭古道，他们也走过。闻一多一路画下的速写，师生们沿途写下的日记，更成为关于旧时贵州风物的珍贵记录。
3467部42536册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抗战爆发后也从浙江迁徙到贵州，在贵阳存放时间长达6年8个月；故宫博物院的80箱国宝文物，则转移到安顺华严洞保存；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徐悲鸿等文化界人士，也都曾经过贵州进行转移。南来北往的过客，百花齐放的创作，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州交汇。
通道赋予贵州文化别样特质
钱理群、戴明贤等主编的《贵州读本》这样描述贵州文化：“贵州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混融’的特点，或许是一个文化奇迹。”书中认为“多元混融”的文化特征说明，贵州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型和排他性的，“相反，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甚至形成了一个能包容一切的弹性结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进行新的文化引进与改造的一个最有力的文化传统的支持，而在长期的文化交汇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与文化机制更有着极其宝贵的借鉴作用。”
学者张晓松从“多元与一体”的角度谈贵州文化。她认为“杂”是贵州文化的特点，它使贵州文化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同于周边各区域文化。通道地位使得“从古至今，贵州一直处于不间断地接受、不断吸收多种新鲜文化的过程之中。所以，贵州从建省开始，就具有了开放的、不保守的积极因素。”
从汉代移民开始，贵州在漫长岁月中，接纳了明代移民、清代移民，还有民国时期和抗战时期的移民，乃至于解放贵州时南下留守的军队人员，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援三线建设而来的现代工业移民……东南西北各种文化群落的人都在此聚合。以省会贵阳为例，在清代有四川会馆、两湖会馆、两广会馆、云南会馆、陕西会馆、山西会馆、江西会馆等，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大批“下江人”“北方人”等，是个五方杂处之地。
张晓松认为共生共荣是贵州文化的一大景观，“贵州文化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共生共荣，给这里的各种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和权利，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她认为在文化自由、文化平等的意义上，不同文化现象在贵州都得以保存和延续。
沧海桑田，变亦未变。因通道的区位优势而生“多彩”的文化特质的贵州，随着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快速推进，如今已成为西南地区向南通达珠江三角洲、北部湾，向东通达长三角，向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省份，也是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通道省，是中欧国际班列“渝新欧”的延伸省。西南交通枢纽上的贵州，也会迎来更为多元和丰盛的文化交融，它们和贵州越发自觉的本土文化书写相互映照，共存共荣，生生不息。
